做一个“剩女”，到底碍了谁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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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关将至，催婚的七大姑八大姨想必已备好各种问候与问题，只待你踏入家门，便可火力全开。忆起我看到“90后已进入晚婚年龄”的新闻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到底多老才能算“剩女”噢？30岁？25岁？——究竟几岁才可以获得“剩”字名头，这都是谁规定的？2013年，新华社报道了上海的万人相亲大会，最小的相亲者才21岁，小妹妹说：“明年我就要达到‘晚婚’年限，所以为了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成为‘剩女’，我最好提前参加这一次相亲会。”——这颇具宣传意味的话被媒体广为引用传播，书评君就纳闷了：小时候大街上还刷着“提倡晚婚晚育，利国利民利己”的大红字，如今，国家怎么这么着急我结婚？我剩着，到底碍了谁的事儿？

中国“剩女”

（选自《剩女时代》，有删节）

撰文  |  洪理达

1

谁有权判定“剩女”的级别与道德？

中国的大众传媒自2007年以来宣传的“剩女”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媒体有关“剩女”的新闻报道、调查报告、专栏文章、卡通漫画和电视节目都带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城市知识女性一再推迟结婚年龄。信息出现的形式千差万别，但主题大都一致，而且针对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别再打拼事业；眼光放低，别再好高骛远；别再对结婚对象挑三拣四。正如新华社的专栏文章《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所告诫的那样：

造成很多女孩子成为“剩女”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的择偶要求太高……只要女孩子自己不是太挑剔，找对象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为时两年半的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对许多三十岁上下的城市女性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加在“剩女”身上的恶名使得二十五六岁至二十八九岁的女性压力倍增，导致她们纷纷与并不适合自己的男人匆忙结婚。它打击的是女性的自信心，导致诸多女性在结婚的时候罔顾自身经济利益。

2007年，全国妇联首次将“剩女”界定为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但事实上，随着各大媒体对“剩女”宣传的持续发酵，“剩女”一词被扩大至刚满25岁的女性。

2010年，全国妇联的一个下属单位婚姻家庭研究会，与婚介行业委员会和百合网联手，在全国31个省份针对三万余人展开调查。其针对中国人婚恋态度的官方调查报告广为流传，其中一条副标题名为“看看你’剩’到了哪一级”。

该报告将第一级界定为25岁至27岁的单身女性，称之为“剩斗士”——取自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的谐音。属于“剩斗士”的女性们“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第二级是28岁至30岁的女性，被称作“必剩客”，与全国连锁饭店必胜客谐音。这类女性机会有限，因为她们忙于事业而没时间找男朋友。第三级是31岁至35岁的女性，叫作“斗战剩佛”，是拿美猴王被封的佛家尊号开涮。此类女性属于“高级剩女，在残酷的职场斗争中存活下来，（但）依然单身”。最后一级是“齐天大剩”，指那些35岁及以上的女性——又是美猴王的名号。这一类女性“有豪宅、私车，还有公司”，可还是成了“剩女”。

自2007年以来，全国妇联网站将新华网上有关“剩女”的诸多文章都尽职尽责地进行了转发，其中包括《有多少“剩女”值得我们同情》。这篇文章批评单身女性道德沦丧乱上床：

很多高学历的“剩女”性思想非常开放，她们最喜欢到一些娱乐场所去寻找一夜情，或者干脆傍个官员或大款做二奶，等自己青春不再的时候，被别人一脚踢开才想到自己还要找个结伴终生的人。所以说，大多数“剩女”不值得我们同情。

2

为社会稳定和人口素质而消灭“剩女”？

尽管媒体已经大力鼓吹“剩女”问题，让大家觉得她们就会一辈子单身，但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适婚年龄的女性不足。性别比例失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即数千万男性将成为“剩男”，无法找到结婚对象。通常而言，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应该维持在105比100左右。然而，据新华社报道，诸多因素——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运用科技判断胎儿性别，以及随之而来的选择性流产——导致全国的性别比例失衡日渐严重，截至本书写作时，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仍然高居全世界参与研究国家的前列。

聚焦于数百万“剩男”的报道和研究大量涌现。这类人被称为“光棍”，大多生活贫困、读书不多，且家居农村。马语琴（Mara Hvistendahl）在《非自然选择》一书中对全球性别比失衡现象进行了描述，中国的一些偏远村庄几乎清一色男性，男女比例高达3比2。不过，媒体并没有责怪这些男性的单身状态。婚恋网站世纪佳缘网在2013年针对29岁至39岁的男性集中进行了一次有关“剩男”的调查。该调查一方面发现，“剩男”普遍比“剩女”的教育程度更低、生活状态更贫困，另一方面，与单身知识女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知识男性普遍不急于成婚：“尽管狼多肉少……但大多数30岁以上单身男性仍然觉得自己处于黄金时期，丝毫体会不到（结婚的）压力。”此处的“狼”喻指男性，而“肉”指的是女性。

有一句俗语“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黄泥巴”，把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的双重标准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存在性别比失衡现象，但中国的男性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因此，媒体掀起一场宣传运动，抓住单身女性天然导致社会不安定这一点向其施压，以求其与现存的数百万“剩男”进行婚配，其中的逻辑显而易见。

不安分的单身男性被视作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而单身女性也威胁到伦理结构，因为她们作为自由的个体，既没能担当起延续子嗣的责任，也没能驯服一个不安分的男人，这总显得有些不合自然规律。在政府看来，已婚夫妇更不易惹是生非。

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的夸张事例，发生在2008年四川那场摧枯拉朽的地震之后。这次地震导致87000人死亡或失踪，另有约40万人受伤。布鲁克·拉默尔（Brook Larmer）在《纽约时报》报道了政府工作人员在几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动员鳏夫和寡妇相互结合的事情：“社会如何重建？在中国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撮合悲痛中的男女组建临时家庭，以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据《纽约时报》报道，正是由于结婚动员，地震之后不到八个月，就有614名幸存者登记再婚，而很多人正是出于“爱国责任”结婚。典型的一起鼓励结婚的事例发生在2013年6月，武汉提出一项议案，拟对单身妈妈进行罚款处理。对未婚生子的女性的罚款额度约为82000元，相当于武汉年平均工资的四倍，不过此议案据说在武汉遭到反对之后即搁置。

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只是媒体大力宣传“剩女”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与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有关。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解决“空前人口压力”，全国妇联网站紧随其后贴出了有关“剩女”的第一篇文章，我认为这绝非巧合。国务院将性别比失衡列为人口压力之一，因为它“影响社会稳定”。该《决定》同时认为，“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

将培养高素质公民作为发展目标的理念，在中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具有争议性。要提高人口素质，还有什么方法比规劝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女性为国家利益而结婚生子更好呢？城市高学历女性正是政府希望其结婚生育的人群，因为她们可以生下具有“优良”基因的孩子，还能够尽力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3

婚恋是如何被干预的？相亲+“恐吓”？

2008年以来，南京、宁波等地方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采取措施，对维持单身状态的女性人数日渐上升这一现象带来的“危机”加以“干预”。

新华社的报道标题《今年万人相亲会三成女生是90后——报名截止本周末》颇有广告意味。新华社报道，2013年参加上海相亲会最年轻的女性刚21岁。多家媒体转发了她的话：“明年我就要达到‘晚婚’年限，所以为了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成为‘剩女’，我最好提前参加这一次相亲会。”新闻报道中均未提及这位21岁女性相亲者的姓名，她的这番话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宣传目的而人为杜撰。上述相亲会非常受欢迎，所以上海决定自2013年下半年起，每年举行两次大规模相亲会。上海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也开始制定计划，每个月为城市居民举办一次深度交友性质的小型相亲会，每次人数局限在300人。同时，政府举办的大规模相亲会也正扩展至其他大城市如杭州等。据新华社报道，杭州市在2013年11月举办的一场相亲会吸引了五万人参加（包括单身青年男女的父母在内）。

政府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另一个举措，则是媒体经常刊登有关婴儿出生缺陷的报道，并大多将责任归咎为“高龄头胎产妇”。《人民日报》网站在2013年9月刊登过一则报道，题为《数据显示：北京每年有四千余名缺陷婴儿降生，近年数量有所上升》。文章开篇即是一句警示：“随着高龄产妇比例逐年上升以及其他种种社会因素，数据显示，北京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近年来有所上升。”

2012年9月，新华社援引卫生部数据刊发过一条相关报道，说中国每年的新生儿出生缺陷超过90万例。这则报道引述多位不具名专家的言论，认为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与2003年取消强制性婚前检查及越来越多的高龄头胎产妇存在关联。科学研究表明，尤其在严重依赖煤炭进行火力发电的地区，新生儿出生缺陷与严重环境污染紧密相关，但媒体的报道很少或几乎从不提及此事。任爱国、邱兴华、靳蕾等几位科学家及其同事于201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公布中国的煤炭业中心地区山西省的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已达警示性高危比例。该研究表明，缺陷儿胎盘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香烃的含量高得异乎寻常，而这些都是煤炭和其他石化类燃料在燃烧时进入大气的物质。

然而，媒体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轻描淡写，却大肆宣扬趁年轻赶紧结婚生育，并倡导婚前健康检查以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使得二十几岁并希望生育的中国女性大为恐慌。

性别平等日渐式微，媒体大力宣传“剩女”问题看上去正是针对女性在过去数年所取得进步的抵制方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所进行的后社会主义改革，使女性大规模地获得受教育机会，中国年轻的城市女性进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过去十年，很多专家将城市女性不断增加的受教育机会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城市女性普遍获权”，这意味着城市女性普遍无需再与同胞兄弟争夺父母的教育投资。不过在我看来，后社会主义时代女性普遍获权的观点已经被证明过于乐观。

如果说结婚的巨大压力不足以让妇女在追求高等教育面前望而却步，教育部在高考某些专业的录取过程中采取的则是倾向于男性的性别配额制。以2012年为例，据《纽约时报》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报道，中国政法大学要求女性达到632分才能修读科学类课程，而男性只需588分。该校一位官员告诉《纽约时报》记者，犯罪学课程对女性提出更高要求合情合理：“犯罪学专业的女生录取率不能超过15%，这是出于职业性质的考虑。”有数据显示女生录取人数和考试成绩优于男生后，教育部采取了针对女生提高门槛的做法。《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报道，2004年，女生占攻读硕士学位总人数的44.1%，到2010年已上升至50.3%。

女性进入大学，并具备足够智力闯过男女有别的录取配额关，取得硕士学位，毕业时大概25岁。按照新华社的分类，25岁至27岁的女性被划分到第一级，即“剩斗士”，“还有勇气为寻找伴侣而继续奋斗”。

《剩女时代》

洪理达  著

鹭江出版社  2016-01

本文节选自《剩女时代》，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编辑：方格，图片来源于网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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